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乡学领袖，学有所成
被恩师毛奇龄视为振兴婺学之才的王崇炳，“志在绍何（基）、王（柏）、金（履祥）、许（谦）之传，以上承朱子（熹），并由东莱（吕祖谦）”，十分关注乡贤先哲的嘉言懿行，“雅慕桑梓，留心前烈，网罗收葺其遗文，即见之断碑秃简，亦必俯拾凑合而手录之”。“每见先贤零篇剩简，必手录而订之，珍如拱璧”。基于历来“记载之录，虽经残缺，约有数家缀文之士，指不胜屈，而多遗少收”之现实，最后导致“后生少年因陋就简，数典者或忘其祖。叩以前民国宪，嗒焉不能举其姓氏。岂知儒宗文师比肩接踵，即在桑梓间数百里地”之困窘，王崇炳历经艰辛，多方奔走，极意搜访，在完成《金华（何基、王柏、金履祥、许谦）四先生书暨吕东莱集》等文献编纂后，又花费六年时间的努力和辛苦，撷取历代金华乡贤硕儒共计一百一十七人撰写的诗文词赋，不设学术门户，只以文章好坏为标准，“所重在文，而人附见，盖文而兼献也”，釐为二十卷，编著成稿《金华文略》。其中全文收录“条理穿贯、衍接上下”、气势恢弘、论辨极至的宋儒唐仲友硕果仅存的二十多篇论文，并誉之为两宋“一代伟儒”，“最为名家，与吕成公（祖谦）、陈同甫（亮）鼎立”，深得其师毛奇龄的大力赞许，称赞王崇炳能“起而选定之”，“竭蹶搜讨，不遗余力”，摒弃学术门户之偏见，搜残辑轶，编定成《金华文略》，其“阐幽之功，多于纪盛者”，有功于地方乡土文化，值得褒扬。
在广搜资料、编纂《金华文略》过程中，王崇炳接触到大量的地方文献，熟悉了金华前贤先哲之嘉言懿行，因此编纂成《金华文略》之姐妹篇《金华征献略》。在其《金华征献略·引例》中，王崇炳解释道，“称述前贤，以为后法，此亦学者之责也”，所以趁撰录《金华文略》，“颇知先贤巅末”之便，采辑群书，选取生平事迹“表表可传”之金华先贤前哲，依照司马迁《史记》体例，以类统人，釐分孝友、忠义、儒学、名臣、文学、政绩、卓行、隐逸、贞烈、仙释、方技、来宦、游寓十三类，收录金华历史人物近千名，上溯秦汉义乌颜乌，下讫清初东阳李凤雏等，并不时地阐发自己对历史人物的议论评价，铨次成编二十卷《金华征献略》。因为其书“搜罗也广，其考也详，其评论也确，条分类别，笔法谨严，一开卷而数千年事如在目前，所以感发性情，翼人伦，美风俗”，一扫以往金华地方文献“重理学者以事功为斗屑、重经济者视儒学为刍狗、尊经术则薄诗赋为浮华、尚文辞则鄙疏义为训诂”弊病，能揭古人所不能传之形与其不能传之真，所以王崇炳信心满满地自信道，“学者欲求先贤之言，则《文略》可稽。欲考其行，则兹编（《金华征献略》）颇具其概”。《金华征献略》与《金华文略》一样，都是研究金华地方历史的重要文献著作。
对于后裔子孙刊印先祖著作、发扬广大金华先贤事迹等行为，王崇炳均以实际行动给予支持和赞同：在为兰溪姜居近校刊刻印其父遗书的《婺贤言行录序》一文中，王崇炳不仅评论以表彰金华前贤为己任的《婺贤言行录》内容“不啻数倍”于以往的《敬乡录》、《贤达传》、《婺书》等地方文献，而且高度称赞姜居近因为家庭贫困，不得不“命子习镌木之业，礼梓人为师”，靠着原始的子刊刻、父校仇手段，“朝而起，暮燃烛以继”，完成其书的刻印发行做法，希望后学者“当知此书为先贤精神之所寓”，“无以空言目之”；弟子郭楚乔重刻《石洞遗芳集》，王崇炳在其“序言”中盛赞其先祖创办石洞书院，招徕莘莘学子就读，“以其所畜，陶铸人才；黄白之精，皆化为文章理学，真可谓善用财矣”，而且进一步地发挥道，尊师重教，关系重大，“盖礼贤之风替，则师道息；师道息，则正学衰；正学衰，则人才陋”。对于金孔时重刻《金仁山先生集》和《许白云先生遗集》等义举善行，王崇炳盛赞金孔时“不愧仁山贤裔”同时，更是将将刊刻先贤著作与国家养人才紧密结合起来，称“一国之人才，犹黍苗也；先贤之绪言，犹和风甘雨也。和风甘雨作于上，则黍苗勃然兴起”。------王崇炳称，“子孙盛则祖宗贤，子孙弱则祖宗泯”，所以每个金华人应该象姜居、金孔时等人那样，担当起传承地方文脉、发扬光大金华婺学影响力的社会职责，“凡为子孙者，崇其祠、厚其养，不如传其文为继志之大”，并寄希望于“婺中之后学者，有能如吴礼部（莱）------出其赀力，使（何基、王柏、金履祥、许谦等）五先生之文，灿然尽见于一世”，重新提振婺学在全国学术界中的地位和影响。 （待续）